曾经震惊你没商量的国企福利房

公务员(微博)、国家企事业单位的“隐性福利”,近年来屡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每一次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或质疑。如:位于北京闹市区、仅为市场价八分之一的央企福利房,每月倒给500元话费的内部手机号,每年获财政补贴数千万元的机关幼儿园等。而最近的一个例子,则是审计署披露的:2011年,中科院以项目名义给在编职工发放近亿元福利。(8月14日《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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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住房保障问题研究》报告。参与这项报告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称,各地向中央报数的“保障房”,恐至少有一半实际是国企和企业员工的“福利房”。媒体纷纷以“保障房一半是福利房”的标题报道,舆论一时哗然。

隐性福利被公众诟病已久。轻者言,那是不合理的存在,重者言,隐性福利其实就是一种披着合法外衣的公开的集体腐败。

巧立名目滥发职工福利、职工违规持股投资获利、配置公车超标、违规建高尔夫球场、多计成本少报利润、盲目投资导致巨亏……审计署20日发布11家中央企业2012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爆出这些央企在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执行国家经济政策和企业重大决策、内部管理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有的管理人员还涉嫌违法违纪。

住建部随即回应说,2009年至2011年,全国共开工建设的保障房1638万套,都主要用于改善居住在棚户区和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具体为廉租住房435万套、公共租赁住房321万套、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882万套。住建部同时还表示,过去三年还开工建设经济适用住房352万套、限价商品房128万套,主要面向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在笔者看来,隐性福利犯有以下几宗罪。其一,损公肥私。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拿的都是财政工资,国企则为全民所有,本质而言,他们都应该算是纳税人的打工仔。这些部门和单位凭什么随意慷全体国民之慨,为自己滥发福利中饱私囊?

那么,这些国企的隐性福利主要通过哪些形式来体现呢?

但社会上的担忧与质疑一直存在。媒体曾多次曝光不少地方上的经济适用房成了“公务员房”和“特权房”,而《中国经济周刊》近期一篇关于部分央企为员工在城市核心地段提供售价远低于市价的“福利房”的报道,更激发新一轮强烈质疑。

其二,挑战制度和政策权威。以住房为例,1998年国家彻底废止了原先的福利分房制度。但在一些单位,远低于市场价的福利房依然存在。2006年8月,针对这一问题。原建设部等三部委联合下发了被外界视为“措辞严厉”的《关于制止违规集资合作建房的通知》,但福利房并没有消失,又以“经济适用房”或者“限价房”的名义继续存在。国家政策一而再再而三被架空、被戏弄,这究竟是无奈,还是一种默契?长此以往,拿什么取信于民?

(下面内容大家请理性看待,毕竟都过去了,你再认真就输了。)

当前福利房为何激起不满

其三,破坏社会公平。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隐性福利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助推器。事实上,除了工资性收入之外,附着在身份和职务之上的各种显性或者隐性的福利才是分配不均的根源所在。普通民众为一套住房可能要奋斗多年,而某中央部门的在编职工可以仅为市价八分之一的价格买到福利房,仅此一项,便获利一百多万元。这不能不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

神马食品,旅游,休假都是浮云,房子最重要,曾经的福利房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前仆后继进国企。

严格从学术角度而言,福利既可指由政府或公共组织提供的覆盖全民的具有社会保障作用的“公民福利”,也可以是由雇佣者在其薪酬体系中作为职工报酬一部分的“员工福利”。从这个意义上,所谓福利,可以看做是一种对生活资料的非市场化配置。

隐性福利固然有制度层面、历史与现实条件等各方面的客观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源于一种既得利益思维。政策和制度的制定者与监管者,往往也是隐性福利的受益者。有专家分析,隐性福利是由于我们制度内有的东西没有明确或“没有给够”,而引发的一种冲动。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员工,在这个社会已经算是中高收入群体,他们认为“没有给够”,很容易被视为一种矫情,但换个角度看,这何尝不是一种人性本能:欲望总是无止境的,当一个群体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他们何时才会感觉“给够”了呢?所以,从本质上说,隐性福利是权利不平等下的产物。

虽然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彻底废止了原先的福利分房制度。但在一些单位,远低于市场价的福利房依然存在。

公民福利和员工福利又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前者来自国家财政或其他公共资源,后者来自雇佣者自有财力资源;第二,前者侧重基本生活资料,而员工福利可以是改善型甚至奢侈型生活资料。

作者:吴龙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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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当前责难的部分央企和国家机关的“福利房”,需要区分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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