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移坟复耕”无大错 殡葬改革慎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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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源遠流長。列祖列宗,闢土開疆。

  从2012年6月开始,河南省周口市开始了一项为期数月、颇受争议的“平坟复耕”工作。周口市委一名宣传干部称,200多万个坟头先后被平掉。随后,先有数十位知名学者发出紧急呼吁,又有数十位河南籍媒体人士提出公开质疑,指出“平坟运动”是一起破坏中国文化、伤害民众情感、激化官民矛盾的严重事件,获得了大多数网民的共鸣与支持。

袁刚 (进入专栏)
 

驅獸治水,百草療傷。教民稼穡,養殖蠶桑。

  【标准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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刳木為舟,絲織為裳。伏牛乘馬,貨殖其昌。

  从人类学角度看,发明坟墓礼葬祖先,而不是将其遗体弃置荒野任由禽兽蝇虫啮噬,是中国文化孝道和仁爱精神的一种体现。千百年来,很多中国人坚信“祖有功,宗有德”,主张“敬天法祖,报本反始”,推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必定封坟树木、礼葬祖先并四时追祭和缅怀,蔚为一大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职是之故,他们对于“死有所葬、入土为安”的强烈渴望,超出了任何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想象。

  

———2011年2月3日。台湾某天主教教会祭祖仪式.春节祭祖献词

  事实上,以孝道为核心,围绕坟墓发生的种种有关仁爱、忠义等价值观念和丧葬、祭祀等礼仪体系,尽管不是一种被学界广泛接受或法律明文认可的宗教信仰模式,但却有效解决了生死焦虑问题,赋予短暂生命以永恒的意义,成为中国人最朴素、最广泛、最深厚、最悠久的天然信仰,是一种“不是宗教的宗教”或“超越宗教的信仰”,也是一种具有强韧生命力并高于明文法典的自然法和习惯法,更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和动力,所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是也。此外,坟墓还是一种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符号。

  最近河南周口市“平坟运动”引发了媒体关注,民间抗议声不断,闹得沸沸扬扬。我上网查看了一下,感到河南省政府推行“平坟复耕”,大方向是正确的,但采用“运动”的形式以行政强制手段粗暴推行,则有其不当。抗议者特别是一批学者声明中华传统“孝道”,对平坟运动中的“野蛮”行经,提出应“立即制止”,要求政府尊重民间传统的祖先崇拜信仰,也有其道理。但完全否定移风易俗的殡葬改革,提出要从“复坟”入手重建“礼乐中国”,“听任民众以自己习惯的方式自由安葬亲人”,不仅有复古倾向与改革大势不相符,而且其“追究相关部门及官员有关责任”,也有些粗暴偏激,是对改革者的求全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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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因此节约耕地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红线。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提倡火葬,努力改变传统的土葬和厚葬习俗,保障土地资源的科学、合理地利用。这一点是利国利民的基本政策,需要坚定不移的执行。但是农村传统的丧葬习俗已经在传承了几千年之久,已经深深地深入到民族情怀之中,移风易俗如何与传统文化相适应,充分尊重老百姓的心理感受,体现基层政府的执政艺术。因此,河南周口所推进殡葬改革不应对“如何殡葬”等问题进行干预,应更加关注生者的感受。

  

中国基督徒祭祖成为大问题

  “国内在推进火葬的过程中,也曾经引发民众普遍反对和拚弃,但其结果是为了建立公墓,进行规范式殡葬改革。现下的‘平坟复耕’更要少一些简单粗暴的推进方式,少一些政府的短视行为。政府部门要积极建立起多元化的管理思维,应进一步包容和理解民众在传统观念、方式上的固有差距,并加以尊重。

  古代儒家也曾推行殡葬改革

2012年3月,河南省周口市展开大规模的平坟复耕和殡葬改革运动,以解决大机器耕作、死人与活人争地的问题。目前已平迁200多万座坟墓,复种耕地近3万亩。根据周口市委、市政府发布的“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推进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用3年时间完成农村公益性公墓全覆盖;火化率100%;彻底遏制偷埋乱葬和骨灰二次装棺;不再出现新坟头,逐步取消旧坟头。由于部分人入土为安的观念非常深厚,地方政府甚至聘请退伍军人组成殡葬改革执法大队,强行执法。平一个坟头,村民可获奖励200元;完不成平坟指标的官员,将被降职或免职。2012年5月,河南政协委员赵克罗因声援当地农民批评平坟政策而被政协除名;2013年年初,周口市市长的岳文海母亲的祖坟险些被愤怒的群众反掘。而在两次平坟的过程当中,河南作为中国的基督徒大省,少见教会内部人士就平坟事件做出表态(周口的基督徒本不在少数);网络上亦曾见到民间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出于所谓“宗教原因”和“信仰诉求”支持政府平坟的声音。此举遭到一些儒家学者的严厉批评,认为是新时代基督教于中国农村教人“不忠不孝”的历史重演。

  此外,还要正视群众间的思想觉悟差异,在政策上加以引导,采取合情合理的手段进而循序推进,这样才能最大程度避免矛盾激化。”而作为向传统文化挑战的殡葬改革在推行过程中务必倍加慎之。

  

历史上中国很少出现所谓的祭祖问题。然而,自明末利玛窦罗明坚等耶稣会士入华福传以来的400多年时间里,“祭祖”就一直是个严重困扰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其在中国文化土壤里扎根的问题。我们谈中国祭祖问题,基本上可以化约为中国基督徒的祭祖问题。本文主要借用邢福增和梁家麟两位香港基督教学者的观点来加以阐释。

  殡葬制度要不要改革?我想没有多少人会否定其改革的必要性。就是古人儒家孝子也提出过移风易俗的殡葬改革主张。上古三代乃至秦汉盛行厚葬,“事死如事生”,帝王贵族甚至杀生实行野蛮的人殉。秦穆公死以“三良人”殉葬,国人哀之。《诗•秦风•黄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就表达了当时人的惋惜和控诉。最近陕西凤翔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就发现186个殉人,而商周人殉之墓还有很多。对此惨无人道的葬俗,儒者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是强烈反对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使战国秦汉逐渐地改以木偶泥俑取代活人入葬,这显然是意义重大的殡葬改革。

今人探讨祭祖问题,常常放在汉语神学“儒耶对话”的背景下进行考量。儒耶之间关系的表述,当然是处理教会礼仪在实践上的一个重要进路。然而这仍然不过是在基督教与儒家文化中寻找对应物和投射物的常规方法和思维模式,且不论“诸圣相通功”与“事死如事生”是否真如其所言相互呼应,单就儒家文化于当今时代日渐式微的现实情况而言,似乎基督宗教在建构解决祭祖问题的实践神学上,更应是立足于在儒学之外不断演变和创新的中国文化。笔者的意见亦是与其夸大宗教和文化上的差异,不如具体探讨历史性的和教牧性的问题。即若不能以“全息”的思维来观察祭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局限于儒耶对话的单一孤立视角,很容易造成对问题的简单化处理,从而流于片面。是故诸如周口平坟复耕事件中所谓的“儒耶冲突”,就多少显得莫名其妙了。更多应是好事者的炒作。

  废除人殉并不意味着中华殡葬改革的终止,关于厚葬、薄葬早在春秋时儒、墨就有论争。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汉朝尊儒,“以孝治天下”,乃大行厚葬之风,起坟是“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还要服丧三年,孝子在墓旁结草庐而居,哀毁骨立神情颓废,舍事也不能干,人力物力都浪费极大,造成“田荒不耕”。为此,尊儒的东汉光武帝、明帝都曾下诏禁止,倡导“薄葬送终”。厚葬又催生了盗墓风潮,使忠孝斯文扫地,曹操于是下达“薄葬令”,禁止厚葬之风。到宋朝时,大儒程颐、司马光等都肯定薄葬,反对厚葬,使民间丧葬习俗发生了很大变化。朱熹《家礼》所记葬礼,较之于《仪礼》已趋于简化。

当然,这并不是要贬低以“儒耶对话”为进路来思考中国祭祖问题的方法。毕竟“敬天法祖”“慎终追远”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背后连接着儒家伦理对孝道和五伦的基本要求,所以当基督教要求信徒不祭祖只祭主的时候,很容易被目为是在摧毁民间宗族共同体的超稳定结构。事实上,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困境,也绝不仅是“祭祖”所造成。今天当我们追溯200年前“礼仪之争”,就会发现,祭祖背后往往连带着诸如祭孔、迎神赛会、GOD翻译等诸多论争。比如说祭孔,就联系着中国儒家士君子对道统和学统的承继;迎神赛会,就联系着民间“乡约”情态和经济共同体的契约形式;GOD翻译,就联系着传教士对于上帝之道如何因应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当然,这其中最关键的,确实属乎祭祖问题,即在教牧实践的过程当中,面对兼具宗教性和非宗教性的中国祖先崇拜,应该如何做到维持本身基督教信仰纯正的前提下,开放地收纳具备伦理性的儒家式祭祖仪式,而摒弃迷信式的佛道祭祖仪式。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经过长期的摸索以及和儒家士君子的探讨,发展出了一套新颖的符合彼时处境的实践神学。我们会发现耶稣会士在为基督徒“不孝”的辩护上,常常援引朱熹的《家礼》,而《家礼》恰恰反对佛道的法事、经忏、符咒和功德。近代以来,基督教会改“祭”祖为“敬”祖同时改革神主牌的样式,也体现了联儒拒佛道的努力。

  当然,殡葬改革难度很大。殡葬是文明人类对死者遗体进行处理以寄托哀思的形式,其意味深长的告别活动和庄严肃穆的出殡入葬礼仪,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沉淀出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山顶洞人遗骸周围,就发现撒有含赤铁矿的红色粉末,有钻孔的兽齿、石珠、骨坠等装饰品随葬。千百代人的传承,使以“孝道”为中心思想的殡葬礼仪,在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几乎没有人能顶得住扒坟不孝父母的骂名。所以,殡葬改革的确要顾忌千年传统和民间风俗、民众心理,是一件“得罪人”而需要谨慎从事的细致工作。

六七十年代台湾的基督宗教在福传上遇到很大障碍,有人士归罪于教会在祭祖问题上所持的保守立场。于斌枢机于1971年在台湾恢复敬主祭天,此举当然和其秉持梵蒂冈第二次大会精神以及1939年的教廷允许中国天主徒祭祖祭孔的谕令有关。然则这一饱受争议的“本色化”尝试,并未给台湾的天主教带来更多信众。从某个层面上看,台湾的天主教徒人数,比之“开放祭祖”前不升反降。倒是一些持守基要派立场的、坚持祭祖乃“拜偶像”的新教福音派教会,其人数比之天主教反而有长足的发展。这就可能带出一个吊诡的结论,即若以教会增长学来考量,则祭与不祭,其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教会出于不祭祖会“绊倒”教外慕道友亲近福音的同时,忽略了祭祖同样可能会“绊倒”教内信心软弱者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天主教20年间的人数,自然此消彼长。结合背景资料,则可知儒耶问题不是主流(如周口平坟事件主要是经济利益纷争,而不是文化信仰冲突),历史性和教牧性,才是首先需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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