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通过改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升级版

来源:光明日报 2015-4-15 胡鞍钢

  如何认识经济新常态,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从“过去”“现在”“未来”的视角来观测、分析和预见了新常态的九大趋势。这一回答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会有所下降;也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具有了许多不同以往的新变化与新特点、新趋势与新挑战;也意味着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还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动力也发生重要变化,有的不断强化,有的出现衰减。

  认识新常态,需要判断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从大的历史阶段看,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大的基本国情。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从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看,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的发展阶段。因此党中央提出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做出的判断。

  所谓新常态,就是我国经济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所经历的量变到部分质变、积累到跃迁的过程,也显示了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因此,需要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新常态不同于过去的主要特征和具体特征。

中国经济正在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一是中国正在从上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迈进。1980年,按汇率法计算,中国人均GDP为220美元,属于极低收入组,在世界188个国家中位居第175位。200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进入下中等收入组,在世界207个国家或地区中位居141位;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24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组,在215个国家或地区中位居120位;201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593美元,在世界213个国家和地区排名第96位。并且中国已有8个地区人均GDP进入10000美元。按照这一总体发展趋势,中国将在2020年-2023年期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就意味着,今后中国必须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成功地突破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是中国已经从中高人类发展水平向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1980年,中国HDI为0.423,属于低人类发展水平;1990年,上升至0.502,进入中人类发展水平;2010年,上升至0.700以上,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2015年,中国HDI预计将达到0.727,在世界187个国家或地区中居87位。展望“十三五”时期,中国人类发展水平将会继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也会稳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将更充分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更充分地转化为人类生活需求,人类发展需求也将得到更大满足。到2020年,中国的HDI将进一步提高至0.760,其中人口教育和健康指标对提高人类发展水平贡献更为显著。到那时,中国在世界的排位相当于目前第69位的土耳其。

  三是中国将从富裕型消费结构向更富裕型迈进。2013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0%和37.7%,到2020年,二者将分别降至30%左右和33%左右,达到或接近世界更富裕型消费结构国家。这既反映了居民的食品、服装和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占总支出的比例将会不断下降,又反映了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文化与娱乐领域的支出比重将不断上升,居民生活品质将有进一步改善。由于恩格尔系数指标不受价格水平差异或变动的影响,要比人均收入更能反映中国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质量和水平,因此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要的标志。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速在世界仍属高增长

  中国仍处在经济起飞过程,如果从1978年算起,这一起飞过程持续了30多年的时间,并将持续到2030年或更长的时间。在这一经济起飞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两个阶段,一是1978-2011年的高速增长阶段,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9%;二是2012年以后的中高速增长阶段,GDP年平均增长率在7%以上。实现这一阶段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经济规模效应。中国GDP的规模越来越大,按汇率法计算已经超过了10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也达到了17万亿美元,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即中国和美国,具有这样的经济规模。体量大了,增长速度自然会递减。美国从2000年跨进10万亿美元之后,经济增长率就再没有超过3%。二是追赶效应,中国与美国的相对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也会使追赶速度发生递减。

  面向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将面临四个方面的硬约束:能源供给约束;其他主要资源供给约束,包括耕地资源、水资源、重要矿产资源;环境质量约束;二氧化碳排放约束。只有中国经济从10%左右的增长率下降至7%左右的增长率,直接减少了对上述生产要素需求的增长率,此外各类能源消费需求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弹性系数也会有所下降,进而才能够大大缓解上述四大约束,尤其是第四个约束,既是国内约束,更是国际约束。这在客观上也要求增速递减。

  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是最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主动调整、主动减速的结果。例如从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来看,“十五”“十一五”提出的预期目标分别为7%与7.5%,但实际值比目标值分别高出2.5个百分点和3.7个百分点,这也解释了为何这两个时期始终未能完成结构升级等目标。进入“十二五”时期,预期目标调整至7%,2011年年度目标为8%,2012-2014年则降低至7.5%及左右,今年又进一步降低至7%左右。随之,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值就从2010年的10.4%下降至2014年的7.4%,下降了3个百分点。因此,经济增长率的转变是我国政府主动适应新的发展阶段,主动加以调整的结果。我们发现,实际值与预期目标值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以至于接近目标值。这其实反映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宏观调控的水平在不断提高。

  因此,“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左右,是适宜的,实际情况可能会在7%以上,这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7%以上仍然是世界上高增长类型。

新常态下将实现更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从人口结构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人口红利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人力资源红利规模越来越大,全国大专以上人口由2010年的1.19亿人上升至2013年的1.3亿人,超过世界总人口第11位的日本,到2015年预计突破1.5亿人,也会超过世界总人口排第10位的俄罗斯,净增大专以上人口3000万,如果再加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净增超过3000万人,他们全部进入就业队伍,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口红利下降的影响。

  从增长动力来看,未来将仍然依靠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拉动经济增长。从增长需求来看,消费需求将大于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又更多体现了有效投资和长期投资的需求。从增长来源看,要素投入特别是投资增长率有所下降,无论是技术创新、供给创新、市场创新,还是劳动力和人才培养竞争转移流动,都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增长效率来看,经济体制改革都会有效地改进各类要素特别是土地、资源、资本等的配置效率。从增长效益来看,不仅促进了经济效益,而且还促进了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的提高。例如,有效的创造就业本身不仅具有私人收益率,还具有社会收益率,不仅具有经济效益,还具有其他效益。概言之,所谓“中高速增长”就是“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速度,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

经济结构变迁将发生质的变化

  首先,从生产结构看,我国将从工业主导的产业体系转向服务业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继续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其次,从需求结构看,我国将从投资为主、消费为辅转向消费为主、投资为辅,特别是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率,由于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居世界前列,因此消费将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我国将继续扩大有效投资,特别是扩大具有长期性、公共性、互联性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开发性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将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再次,从就业结构看,我国将从农村劳动力为主转向城镇劳动力为主,继续提高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发展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等就业密集型、技能密集型、信息密集型产业。

  总结起来,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本质上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升级版。因此,需要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既要准确把握、认识新常态,又要顺其自然,适应新常态,更要因势利导,引领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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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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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潜在增长率自然下降,实际增长速度也开始降低,许多国家因而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但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并不必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必须能够正确认识发展阶段,靠挖掘改革红利提供生产率而不是依赖拉动需求的方法来刺激经济。要提供全要素生产率就要鼓励竞争,鼓励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大力发展教育和培训,提高人力资本。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红利
全要素生产率 资源配置 人力资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我国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但同时我国经济也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已越过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从2012年经济增长出现减速。正如世界银行等组织提醒的那样,很多国家在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后,经济没能保持继续增长,最终没能实现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跨越,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因此,目前各界人士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关注与讨论很多,本文将从理论与经验的角度对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进行阐述。

    

   一、经济发展阶段划分

   1.低收入阶段

  
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这一阶段人口呈几何指数增长,食物呈自然指数增长,人口的快速增长使人均食物拥有量维持在生存水平,人口下降,恶性循环不断加剧,经济维持在低收入水平阶段,不断陷入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处在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之中。经济学家琼斯(Jones,1999)曾经做过一个形象的描述。如果把人类迄今为止的100万年历史设想成一个100码长的橄榄球场,从起点到终点,农业诞生使人类得以揖别单纯靠采集和渔猎生存的生产方式,即大约1万年前的时候,球场已经走过了99码;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距离球场终点只有7英寸;而使英国等早期工业化国家脱离马尔萨斯陷阱的工业革命,则已经距球场的终点不到1英寸了。

   2.中等收入阶段

  
一旦摆脱马尔萨斯陷阱,许多国家开始重视经济发展,进行体制改革,不断提高资本积累率,最终实现了经济的起飞,跨越了低收入阶段,进入一个二元经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经济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边际生产力非常低下;另一个部门即非农产业部门,该部门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又由于社会剩余劳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该部门在很长时间内可以依靠固定的制度性工资从第一部门吸收大量劳动力。这一时期称之为二元发展阶段,也称刘易斯发展阶段。随着非农产业的不断发展,剩余劳动力大量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其供给,此时人口增长也发生转变,从过去的快速增长转变为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放缓,随后劳动年龄人口趋于负增长,因此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普通劳动力的工资开始上涨,这一现象也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点”。这一转折点之后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3.高收入阶段

  
一个经济体经历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一般来说因进入人口转变的新阶段,人口红利也逐渐消失,以往支撑经济增长的源泉,即劳动力增长、资本形成和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都逐渐趋于减弱,最终经济增长进入新古典阶段。这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是,劳动力是短缺的,资本报酬递减,因此,单纯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投入,不再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只能依靠技术进步与生产率的提高,否则经济将会出现停滞,这一阶段也被称为“索罗”阶段。

  
综上所述,人类的发展可以分为马尔萨斯发展阶段、刘易斯发展阶段和索罗阶段。以出现劳动力短缺和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现象为标志,我国于2004年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以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即人口抚养比上升为拐点,2010年开始人口红利消失。因此,我国面临着如何跨越到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难题,如果不能成功跨越,将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应努力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研究数据表明,1820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GDP的1/3,人均GDP也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但在鸦片战争之后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对速度迅速下降,1950年GDP总量和人均GDP占世界的比重均降至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后全世界也出现了经济大分流,欧洲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其他国家依旧保持贫困落后的局面。上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又出现了大趋同的趋势,但由于我国相关政策的失误,错失了这次发展浪潮,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在2003年以后,我国人均GDP占世界的比重实现了快速增长,现已超越我国历史上最高水平。党的十八大也因此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即2020年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和2050年的现代化目标。

  
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曾说过,如果让300年后的经济学家书写今天的历史,他们可以不记得9·11和冷战结束,但一定会记得中国的崛起以及对世界的影响。我国过去30余年GDP保持了10%的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为8%左右。根据统计学的“72法则”,如果经济年均增长率保持7%,那么10年就可以翻一番;如果保持10%的增长率,7年就可以翻一番。因此,如果从一个较长的时间维度里考察经济增长,比如一个人的预期寿命70年左右的时间里,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中叶,那么无论是7%还是10%的经济增长率,中国人可以在其一生中体验到100多倍的生活水平改善。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百年目标,一个是到2020年建党100周年的时候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另一个是到2050年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经济以7%的速度,从改革开放开始连续增长7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50000美元,如果保持10%的增长率,人均GDP将达到300000美元。当然,受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影响,经济不会一直保持这么高的增长速度。但我们依然可以推测,从改革开放到实现百年目标,人均生活水平将会有近百倍的提高,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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