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活在杭州的泰斗级人物 离我们而去永利皇宫

昨天采访中,徐教授的几个弟子都在感慨:像徐老这样学问和人格的人,今后学术界恐怕很难再有了。我说,现在教育条件越来越好,应该是一代胜过一代才对啊。可他们反问我:你看现在社会上,还有几个不为出书不为获奖不为赚钱不为评职称而搞学问的?还有几个人会像他这样,为了一部《晚明曲家年谱》闷着头研究30年?那一天是农历丙戌年除夕,杭州的人们沉浸在辞旧迎新的浓厚年味里,到处都有爆竹和礼花。那一天是2007年2月17日。当时钟转到下午4点45分时,在钱塘江南岸浙江武警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一位老人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他是徐朔方,浙江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我国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这位著作等身的大学者,是我国元明清戏曲小说研究领域,泰山北斗级的人物。看到浙大发布的讣告是在前天晚上。说实话,那时我对徐朔方这个名字和他的学术研究一无所知。昨天下午,我去了浙大西溪校区,见到徐教授的三位弟子: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廖可斌,中文系主任吴秀明,人文社科处副处长楼含松,他们正在为徐教授的后事忙活,抽出宝贵时间和我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又跑到城西,和徐教授的另一位弟子——浙大人文学院原书记、张梦新教授聊了近一个小时。下面讲的,都是我昨天听来的一些故事。这些事肯定只是徐教授人生中很小很小的片断,但是我想,已经足以让一个普通读者了解一下,刚刚过世的徐朔方是怎样的一个人了。(徐朔方教授本名叫徐步奎,徐朔方是他一生中所有学术研究活动和发表著作时用的名字。徐教授的弟子们都说,如果见报的话还是用“徐朔方”吧,就像大家熟悉的鲁迅先生,原来的名字“周树人”用得倒不多了——记者注。)徐朔方,1923年12月出生于浙江东阳。偌大的学问家,却并非出身名门望族或读书世家,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市民,做着一点小生意。徐朔方6岁上小学,后肄业,却在全县初小会考时取得第一。高小毕业考上东阳县立初中,第一学期就有英语、算学、体育三门不及格。后来体育稍稍好一点,但英语和算学轮流不及格,眼看初中不能毕业,最后一学期的考试却恰好两门都及格了。就是这位小时候英语总不及格的学生,后来考上了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英文系,后来靠着精深的外语水平,透彻研究了西方戏剧,又专心研究明清戏曲,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家。说来也怪,徐教授擅长文章考据,他的两个儿子却都攻读了理工科。先后在国外取得数学博士和物理硕士学位。孙子也是理科人才,还获得过美国总统奖。徐教授一生先后有过两位夫人,这两位夫人后来都是卧病在床,经徐教授悉心照料多年后去世。第一位夫人杨笑梅,是他的大学同学,两人相恋时,杨笑梅就查出患有重病,但徐教授不离不弃,坚定地与之结婚,婚后照料10多年。后来夫人一直卧床不起,徐教授每天又要授课又要写书,还要照顾夫人日常起居,经常是天黑后下课回家,马上烧饭,陪夫人聊天说话,服侍她休息。1961年初,杨笑梅故去。后来的夫人宋珊苞,是他的浙大校友,杭高语文老师。宋老师后来得了绝症,长期住院。那时节,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在国外攻读学位,徐教授已经70高龄,被浙江省报国务院同意,聘为“暂缓退休”的教授。这么大年纪了,一边忙着教学写书,每天还骑自行车往返于浙大与医院,直到2001年爱人去世。徐教授一直被大家公认为浙大人文学院第一块“牌子”,有了他,人文学院得以在明清文学研究领域独步全国。也因为他的为人极其率真,被师生们公认为人文学院“最有性格的教授”。有进校不久的本科生课余问他问题,他有时也会大手一摆,“这个我不懂。”学生们瞠目惊奇,奇的不是他不懂,而是像他这样学术泰斗,也会说自己不懂,而且这么直接干脆!日本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所长铃森阳一教授,曾经在杭大学术交流,后来他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在杭大开始生活,马上就知道了他的为人,与他所写的论文一样,思想开放,论辩性强。有时我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的回答一般只有四种:“我同意。”“我不同意。”“我不知道。”“我没有根据,不能说。”
浙大中文系主任吴秀明说,徐教授“率真求是”的行为作风深深影响了浙大中文系。“这个我不懂”,也成为中文系很多师生面对一时回答不出的问题时,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徐教授一生豁达开朗,晚年也不对新鲜事物抱有偏见,70多岁还爱穿衬衫牛仔裤,在校园里骑自行车。他喜爱体育运动,吃饭一点讲究也没有。经常游泳,最爱爬山。铃森阳一教授说他“酷爱散步”。有一次,铃森教授被他拉到黄龙公园走了一个多小时,一路走一路探究学术问题。后来这位日本教授这样写道:“我把全身变成耳朵,拼命努力听他的话,回到老专家楼,满身是汗,累得要死……当时对我来说,这一段路是世界上教育最严厉的大学院。”徐教授后来几年身体一直不好,经常会无端摔跤,有时候摔得血流满面。不得不雇了人照顾起居。2003年7月26日下午,徐教授被搀到户外散步。夏天的脸说变就变,眼看着狂风袭来,风雨大作。搀他的人让徐教授呆在原地,自己跑回家去取雨伞,他回来后发现,徐教授摔倒在地上。送到同德医院一检查,颅脑出血。奋力抢救后总算留住生命,但人一直深度昏迷。半年后转到武警医院,老人家还是长“睡”不醒,直到一周前去世,再也没有醒来,无论亲人朋友学生如何呼唤,都毫无反应。只有一次例外。2006年11月,几个弟子带着徐教授主写的最后一部著作——刚刚出版不久的《明代文学史》前去医院探望。当大弟子廖可斌贴着他的耳朵说:老师,您的《明代文学史》出版了,我今天给您带来啦。这时候,大家都惊奇地看到,一滴泪从徐教授的眼角滚落,顺着他苍老的面颊滑了下来。徐朔方教授主要著作与学术贡献《戏曲杂记》、《汤显祖年谱》、《论汤显祖及其他》、《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史汉论稿》、《晚明曲家年谱》、《汤显祖评传》、《徐朔方说戏曲》、《小说考信编》、《徐朔方集》、《明代文学史》以下为徐教授编著编选书目《汤显祖全集新编》、《“长生殿”校注》、《“牡丹亭”校注》、《“沈璟集”辑校》、《汤显祖全集新编》、《“金瓶梅”论文集》、《“金瓶梅”西文论文集》等另有诗集《似水流年》散文集《美欧游踪》等徐朔方教授的所有研究工作均以对文献的搜集考据为基础,同时敢于突破成说,富于创新精神。他还注意将中国文学放在与欧洲文学的比较中,放在东西方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在史料搜集整理和理论探讨上均卓有建树。他强调中国古代小学、戏曲同生共长、彼此依托的发展规律,充分论证了中国古代早期戏曲、小说作品多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特点,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记者
何欣)2007-02-23

永利皇宫 1我国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资深教授徐朔方(步奎)先生,因病于2007年2月17日16时45分在杭州不幸逝世,享年84岁。徐先生告别仪式定于今天举行。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资深教授徐朔方教授辞世了。我相信整个浙江人文社科界的同仁,以至海内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同行们,都会感觉到这个信息的分量。但对大多数公众而言,徐朔方是个陌生的名字,他研究的东西似乎也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人们看到这条消息可能会产生几分疑惑,不久就把这件事淡忘了。  其实,徐朔方先生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牡丹亭》等都在徐先生研究的范围之内,中国老百姓对这些作品都不陌生。只不过徐先生研究的是这些作品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根据它们改编而成并为观众所熟悉的电视剧以及种种戏说之类。人们都知道《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写的,《水浒传》是施耐庵写的,但严格地讲,这些说法都有问题。历史上基本可以肯定有罗贯中这个人,是否有施耐庵这个人就很难说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故事,都曾以传说、说书等形式在民间长期流传。后来有些人把这些故事汇集在一起,形成了种种《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版本。
以后又不断有人对这些版本进行改造加工,其中有的版本改造得比较成功,成为流行本,又经过进一步的演变,才成为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样子。徐朔方先生的贡献,即在胡适、鲁迅等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作品的成书过程和演变规律进行了详细论证,为我们准确理解这些作品提供了更充分的基础。文化需要通俗也需要高雅文化像一个生态系统,既要有满足大众需要的通俗文化,也要有比较高雅的精英文化,还要有更高深的学术研究,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善的文化生态。有些人只欣赏通俗文化就满足了,但有人还不满足,还要了解得深入一些,就要求助于精英文化;从事精英文化的人得有更深厚的修养,就得求教于更高深的学术研究。一环套一环,学者及其高深的学术研究,就这样与整个社会以及每个社会成员形成了密切联系。
徐朔方先生花了三十多年时间,写成了三卷本的《晚明曲家年谱》。当他完成了对41位明代戏曲家的生平和创作情况的考订后,明代中晚期戏曲发展演进的过程和空间分布图景就完整、立体、生动地展现出来了。该书牵涉到数以万计的信息,这些信息都储藏在他的脑海中。他整日都沉迷在自己的学术世界里,吃饭、走路,甚至做梦时都在考虑这些信息之间的联系,及其可能包含的意义。只要有一个地方没有得到确证,他就寝食难安。有些疑问在他的脑海中可以存留十几年。为了核对一条资料,他会查遍相关的图书馆,或辗转托国内外的学者朋友帮忙。有人也许会说,这么做有必要吗?少一条证据,或一条证据有疑问,又有什么关系呢?不!徐朔方先生会严肃地告诉你,这非常重要,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不仅徐朔方先生会这样回答,我想任何一位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优秀学者都会这样回答。最难的地方,也就是最需要突破的地方,也往往就是最有价值的地方。放过一个细节,偶尔一次想当然,就是自欺欺人,往往就会闹大笑话。一旦容忍一个细节不准确,就可能容忍更多的细节不准确。很多细节不准确,建立在这些细节基础上的所谓理论往往也就毫无价值。这种精神,就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就是真正的科学精神。第三代学者中硕果仅存者有人把近百年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大致划分为五代人,第一代是在清朝末年接受传统教育,大多参加过科举,但后来又接受了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学者,如王国维、梁启超等;第二代是辛亥革命前后受教育,大多曾出国留学的学者,如鲁迅、胡适、陈寅恪等;第三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接受高等教育,新中国成立前后已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者;第四代是五六十年代接受高等教育,屡受政治运动冲击,但仍坚持从事学术研究者;第五代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读大学或做研究生而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者。徐朔方先生应属于第三代学者中在21世纪初硕果仅存者之一。他们这一代学者之所以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基本上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还不像现在很多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年轻人一样,主要是为了找一份工作。徐先生的老家东阳是戏曲之乡,他从小耳濡目染当地戏班的演出,汤显祖名作《牡丹亭》中的“袅晴丝”一曲深深地吸引了他。由爱听到爱唱,再到阅读剧本,然后对作者汤显祖产生兴趣,进而对汤显祖周围的作家及他们所处的时代产生兴趣,最后扩展到对整个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发展史和明代文学史的研究,并注意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进行对比。徐先生后来回忆说,这完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徐先生还喜爱新诗创作,曾出版诗集《似水流年》。他是真心喜爱文学,所以他从事文学研究丝毫不感觉到劳累,对世俗的功名利禄也不在意。他几乎没有过年过节的概念。每年的12月10日,我带着鲜花蛋糕去给他庆祝生日,敲开门,他和师母总是一阵愕然,然后问道:“又到生日了”?大年初一早晨我去他家拜年,他肯定在伏案工作。有一年春节,他让我陪着去看望身体欠安的著名学者蒋礼鸿先生,两人见面只讲了两句话,蒋先生就抽出一本线装书和徐先生讨论起来。哪怕是几分钟的时间,徐先生也舍不得浪费。他曾陪自己90多岁的老母亲去医院看病,在等待诊断结果的十几分钟里,他对前去帮忙的学生说:“你带书来了吗?我这里多带了书。”芸芸众生的灯塔晚年身体日渐衰弱,晚辈同事或学生劝他多休息,他以他一贯的坦率口吻回答道:“不让我工作,就是让我早死。”在双目几乎失明、摸索着在纸上划出的字迹别人几乎辨认不出的情况下,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奋力完成了《明代文学史》的写作。徐先生终生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学研究工作,之矢靡它,他是幸福的,也是令人钦佩的。现代社会丰富多彩,充满种种诱惑。每个人都难免与别人相比,计较自己获得了多少,往往因此弄得心劳力蹙,平添种种烦恼。我们每个人当然不一定要像徐先生那样,也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但他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值得我们参考。他以自己的崇高身影,为我们树立了一座帮助自己选择人生道路、确定人生态度的灯塔,启发我们清醒地认识自我,确立独立的自我,不以他人的评价为评价。在波涛中行进的小舟虽不一定要靠近灯塔,灯塔也不能直接支配小舟的航向,但它为小舟校正自己的航向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像徐先生这样的学者,芸芸众生需要这样的灯塔。(廖可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也是徐朔方教授最早的博士生之一)2007年2月27日

永利皇宫 2

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廖可斌教授主持的全国高校古委会资助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稀见明代戏曲丛刊》近日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19年1月10日下午,东方出版中心与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稀见明代戏曲丛刊》新书发布会暨专家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由东方出版中心图书编辑总监梁惠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东方出版中心副总编辑刘佩英分别致辞。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安平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教授詹福瑞以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知名学者吴书荫、张国星、郭英德、左东岭、朱万曙、刘石、李简、王馗、殷梦霞等相聚北大李兆基人文学苑,就大型戏曲文献的整理、明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及古典文学的大众化普及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刘佩英副对廖可斌教授牵头的作者团队“十六年磨一剑”的可贵精神深表感佩。她感慨地说:“跟着热门话题跑流量、挣眼球,也确实满足了某些读者对美好生活的娱乐需求。但是一个社会的进步,一门学科的演进,需要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基础史料的整理,更需要出版人把这些整理成果公之天下。”

《丛刊》总主编廖可斌着重谈了《丛刊》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丛刊》所收剧目,为《六十种曲》《盛明杂剧》《孤本元明杂剧》《古本戏曲丛刊》等大型曲籍所未收之稀见明代戏曲,其中孤本至少有28种之多,如《绿袍记》《花眉旦》等,为明代社会生活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谈到编纂、点校过程中的辛酸与不易、遗憾与缺陷,廖可斌教授感慨良多,如戏曲底本情况较为复杂,比整理一般诗文作品更繁难;有些作品,涉及元明、明清之际作品的断代问题,需要细加参详,小心求证;而几种已知剧本,得到底本时间太晚,已来不及收入其中,期待再版时能加以补充。借此机会,廖可斌也表达了对黄仕忠、徐永明、楼含松、黄仁生、周明初、汪超宏等古代戏曲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所组成的编纂团队的由衷感谢。

戏曲整理最为繁难复杂

在古典文学诸多体裁的文献中,戏曲文献底本源流复杂,刻本、抄本往往漫漶不清,曲白不分,异体字、俗字满眼皆是,给识读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是公认的最难整理的古籍文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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